来源
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
文
吴晔婷吴靖
00后在校学生娜娜已经做过上百次整形医美项目了，她在13岁时做了第一次医美埋线双眼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年纪最小、整容最多”，她在网络上开始频频分享自己医美整形的经历，包括伪造成年身份做手术、多次整容后遗症等。
但问到为什么非要去做医美？
她只是回答，“除了整容，我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因为初中班里的男生就开始背地里讨论女生长相，会给她取各种难听的外号，还经常区别对待。“从那时起，我真切地体会到，不是长得丑活得久，而是完全没有出路。”
△娜娜在网络上展示自己的对比图。
曾经，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受到最大的苛责便是“不够美”，现在这种苛责已难以想象的压力渗透到了未成年人。
变美的渴望在同龄人的对比下变得愈发急迫，在低龄子女和父母的代际博弈中，往往由父母妥协而告终。
娜娜所在的上千人粉丝群里，最小的不到十岁，成员经常向她咨询各种整容问题，也有黑粉直接“开杠”。
容貌焦虑不仅存在于女性。攀枝花的男生小刚把自己的照片发在网上，并附上评价“长得无法用言语形容，反正就是丑”。在恶补提升了自己的审美观之后，他总结了自己的几个问题——上嘴唇厚，看起来就像是“天包地”，眼皮耷拉，给人的感觉像是没睡醒；额头、面颊、太阳穴需要脂肪填充；鼻子太塌。定下“不求帅气，只求不丑”的目标后，小刚打算用闲钱改变自己，算了下嘴唇手术、双眼皮手术、脂肪填充和注射玻尿酸，一共需要2万多元。
无数像娜娜和小刚这样的年轻人公开自己的整形日记或视频，他们不会给自己的脸打码，反而不断地更新自己变“美”的历程，以期获得“太好看了”之类的评论。
偶尔也有人问，一定要通过刀子变得更美吗？多美才算美呢？但在出现医疗纠纷之前，这些问题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里。
刚刚过去的3·15，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发布了《医疗美容纠纷审判白皮书》，统计了近五年（年-年）受理的医疗美容纠纷案件，活生生的个体变成了案例躺在了白皮书里，也让大众从一宗宗案卷里看到了“医美的奇特江湖”。
“虚假宣传、非法行医、病例不规范”，当医疗美容机构的乱象遇上就诊者（顾客）的“不理性、化名就医、在不同机构内复合诊疗、不配合鉴定”的特征，似乎纠纷就成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且往往难以解决。
除此之外，更让人担心的是，随着医美机构布局下沉市场，医美消费更趋低龄化和非理性化，医美贷让小镇年轻人身陷困境而无力自拔，而不规范、弱监管的医美行业乱象成为了一张被编织得越来越密的网，而在这张网的笼罩之下，无人自由。
00后借贷消费医美成为新趋势
“不管你信不信，医美都必将成为00后的一种生活方式。”早在年，新氧CEO金星就放曾放出豪言，认定00后的医美消费已经崛起。支撑他这一论断的是不断攀升的现实数据：中国近万的医美消费群体中，每位就有64位90后，19位00后。
同样的群体还出现在一个他们不该出现的地方。以“医美”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仅过去半年，全国各地医美的案件有好几百例，在这其中，越来越多的00后女孩作为被告出现。
如果仔细归类这些00后所涉及的案件，会发现，超过50%案件共同指向一种案件类型：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类。通俗易懂地来说，她们背上了医美贷。
上百件此类案件描绘了一个大致相似的经过：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女孩）想要对身体某一处进行手术，通过某些医美APP线上平台找线下的医美项目，有的要动鼻子，尝试了肋软骨隆鼻术，有的要动眼睛，尝试了眼综合整形手术，还有的要瘦身，尝试了手臂吸脂、大腿环吸脂手术。
每一个单项或综合对00后的购买力来说都是挑战，在看似诱人的医美贷没出现前，他们想都不敢想。
通过医美平台牵线，少男少女们选择分期付款，在知情的情况下，平台会与他们签订电子版《分期支付协议》，并将手术费直接支付给医美平台的，通常由某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操作。除了要给保理公司交纳手术费和利息，还要给线上平台缴纳服务咨询费用，大部分被诉诸法庭的女孩，只交了总费用的十分之一，就再也无力偿还了。
当然也有少数消费者不知情，医美机构以免费美容为由，诱导她们签订这种消费贷。
更为夸张的是，有商业借贷公司仅去年半年就把近50位未按时还贷的90后、00后女性诉诸法庭，这还只是一家商业借贷公司半年起诉的数量。可以窥见，在医美消费日趋低龄化的同时，为医美消费背上医美贷的年轻女孩数量庞大，不理智的医美消费现象正在蔓延。
医美消费正在下沉。
根据极光大数据发布的报告，医美整形平台新氧从年就开始实施“城市下沉”战略；与之类似的更美也在年同样选择了“下沉”。“下沉”效果显著，年，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占比累计58%，比年增加约16%；年一线城市用户占比为7%，比年减少约42%。
这些深陷医美贷的女孩，大多来自经济并不发达的各地县城。1-6万元不等的医美项目，对这些女孩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年纪最小的，是出生在年的一个县城女孩，年独自借贷做医美时刚满18岁。
在知乎上，有人提问，我想做去借贷去做隆鼻手术，可以吗？下面有个人回答：我就是贷款的。一个月还多，12期，朋友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我明明还款非常有压力还要贷款去整，可是我丑怕了。
对比以往，在医美消费贷还未出现时，做医美的年轻女孩大多经济条件尚可、或有父母支持陪同。如今这些还没有成为挣钱主力的00后，却选择了独自借贷去消费价格不菲的医疗美容服务。
这些女孩的借贷时间集中在年，新冠肺炎疫情消减了民众就医的意愿，却无法“劝退”这些爱美的女孩，仅从涉及案件数量上看，女孩去医美机构消费的热情有增无减。据新氧大数据统计，到了年，18~25岁的消费者就已经占到了54.05%。
行业野蛮生长，纠纷连年上升
化名导致处理难
中国的医美市场有多大？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的数据，年中国已超越巴西，成为全球第二大医疗美容服务市场，占全球医疗美容服务市场13.5%的市场份额，-年预计将保持24.2%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成为全球前十大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国家。
从市场规模来看，年我国医疗美容行业市场规模达亿人民币，预计年将达亿人民币，年突破亿。其中，私营机构占据我国医美市场主要份额，占比达90%以上。
疫情并没有浇灭“要变美”的热情。《医美行业白皮书》显示，在遭遇疫情冲击情况下，年中国却新增了医美机构家，市场规模达亿元，占全球比重17%。
与医美行业的野蛮生长同频出现的，是医疗事故和纠纷不断。
八点健闻在裁判文书网上以“医美”、“纠纷”为关键词，发现年之后，相关判决数量激增。
就在3·15当天，朝阳区法院公布了五年来受理的件医美纠纷案件，这一数字占到他们医疗纠纷案件总量的1/5左右，且比例呈逐年上升态势。这些案件中，以女性就诊者为原告的占绝对多数，男性就诊者作为原告的仅9件。
法院发布医美典型纠纷案例不是孤例。年5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宁法院”）公布的一份医疗美容纠纷案件司法审判白皮书中，也呈现了同样的特点。
长宁法院分析了-年受理的94件医疗美容纠纷案件，发现自年起，此类案件数量激增。纠纷所涉诊疗部位以鼻部为主，共计39件，其他诊疗部位案件数依次为：眼部15件、胸部12件、面部11件、注射针剂7件、下颌5件、抽脂4件、牙齿4件、其他部位3件（同个案件可涉及两个以上不同部位）。
从结果来看，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是困难的，呈现了调解撤诉率较高、审理周期较长、原告主张金额与获得裁判支持的金额差异较大、实际完成鉴定程序的案件较少等特点。
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医疗美容案件在审理中面临证据举证质证难、就诊者的特殊行为阻碍责任认定、医美鉴定难以及司法鉴定难的问题。
长宁法院的白皮书指出，医疗美容与传统医疗活动最大的区别在于医疗效果目前尚缺乏统一、细化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在实际情况中，就诊者往往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或是因术后不良反应起诉。而医美效果多是主观评价，没有客观损害证据，难以从医疗损害责任角度评判医方是否对就诊者构成医疗损害。
除了缺乏统一的疗效标准，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医疗美容就诊者的行为也与传统诊疗行为不同。最大的差异在于，因医疗美容项目涉及个人隐私，部分就诊者使用化名而不使用真实身份信息就医，多数民营美容整形医疗机构（医方）亦以尊重就诊者个人隐私为由，不要求就诊者提供身份证等予以挂号登记。
而当纠纷发生时，化名反而成为了患者最大的困境。在长宁法院审理医疗美容纠纷案件中即有3件案件，医方即针对就诊者身份信息与其病历、医疗费单据上所载不一致提出异议，认为原告并非其就诊者，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而在朝阳法院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原告谢某某化名“王某”医院进行面部皮肤美容治疗，被告对其行注射玻尿酸、肉*素、胶原蛋白等药物诊疗。术后，谢某某面部变形。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原告谢某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损害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9万余元。
诉讼中，原告谢某某提交患者姓名为“王某”的病历材料、银行交易明细及术前术后照片等证据证明其本人即为“王某”。原告谢某某称支付医疗费的银行卡账户系其本人名下，支付时间与本案手术时间对应，且病历中患者签字处“王某”笔迹为原告谢某某书写，可进行笔迹鉴定。被告则辩称，原告谢某某提供的病历中患者姓名并非谢某某，不能证明谢某某系实际就诊者，不同意原告谢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最后双方经协商达成和解，原告撤回起诉。
机构不合规、非法从业者和泛滥的假货水货
医美纠纷为何源源不绝？
招商证券的一份医疗美容行业深度报告中，将这些事故和纠纷归因于三大行业乱象：不合规的机构、非法从业者和假货水货泛滥。
具体来看，非法经营的医美机构和非法从业者数量众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于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医美“地下黑针”白皮书》显示，国内医美“黑机构”数量已经超过6万家，是正规机构的6倍，非法医美执业者超过了15万名，是合规医师的9倍。这些非法执业者有的在上岗前仅完成了短短几天的培训，便上手操作注射针剂的微整形、半永久甚至是其他动刀手术。
而即使在合法的医美机构内，也依然存在违规超范围的经营操作。违规之处主要在于超范围实施了手术项目。根据手术难度和复杂程度以及可能出现的医疗意外和风险大小，美容外科手术分为四级。相对应的，开展各级手术项目的场所也有严格的限制。由于手术项目的毛利相比非手术项目高出20%，一些原本只能进行难度不高的一、二级手术的诊所或门诊部则会趋利，违规开展高级别手术。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3.5万家医美相关企业中，超家曾受到过行*处罚，占比超过一成，其中30%的企业行*处罚数量达到3条及以上。
虚假宣传和资质问题是最常见的行*处罚原因，例如某机构宣称专注整形20年，实际经营却只有10年。“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是常见的不符合资质的处罚原因。仅在到年三年间，医美行业涉及消费者权益相关的行*处罚数量约占全部行*处罚的1/3，远高于其他行业。
不仅仅是机构和从业者本身存在问题，逐利的过程中，药剂和医疗器械也出现了不少假货和水货。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年的数据显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玻尿酸和肉*素类产品中，70%是假货和水货。
除了上述问题，大众最为关心的，依旧是医美背后的不安全因素，在医美手术中或者手术后，出现问题了，该怎么办？权益能得到维护吗？
八点健闻搜索案件时发现，这类医疗损害纠纷案件不能令消费者满意的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判定医美机构的过错或责任是多少，很多时候原告方消费者并不能接受一审结果，会再次提起上诉，这样的过程会持续好几年。
最近的典型案例的主角是一个经历了两轮庭审、做了再常见不过的医美项目——注射A型肉*素的女性。这种原本为治疗面部痉挛和其他肌肉运动紊乱症的神奇小药瓶现在是美容界最盛行的除皱美容药品。但几乎没有医美机构会主动向消费者提及这种肉*素的药物风险或询问消费者的相关病史：A型肉*素注射后可能中*或过敏而危及生命。
问题恰恰在此时出现了。
原告曹某在年8医院接受A型肉*素注射，很快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就医时被诊断为肉*素中*。出问题的原因在于，曹某本身是过敏性体质，她未和医美机构交代，而医美机构在使用肉*素时仅由低年资执业医师执行此项诊疗项目，没有告知风险，更没有给曹某做过敏试验。一审时，法院酌定医美机构的过错责任比例为65%，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元。
但曹某不接受一审结果，认为医美机构责任比例过小，精神损害赔偿过少，提起了上诉。法院在二审时，认为曹某证据不足，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另外几起类似的医疗损害案件，也曝光了医美机构在手术操作中出现的其他常见问题：术前没有进行相关实验室检查，没有麻醉记录，没有按照手术操作的规范等。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案件中再细看，医美纠纷还时常发生在熟人之间，有人会直接在家中为熟人进行医美操作，而这恰恰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原告孙某和被告许某因孩子相识。被告许某声称自己在一家正规医美机构担任院长，从事医疗美容手术工作，并向原告孙某推介该店的医美产品——通过在皮肤下埋人蛋白线从而紧致面部肌肤(俗称“线雕”)。孙某搜索该店名，看到大众点评、美团等网站确实有这家医美机构的介绍，于是同意让被告为其做“线雕”。
在许某于医美机构为孙某实行了“线雕”手术的第二天，问题就开始出现——面部手术创口刺痛，用手能摸到硬线顶在皮肤上。许某让孙某就近到其家中处理，她给出的解释是，简单修复即可痊愈，家里有相应的器械、美容床和药品，在家处理也是一样的。
处理的方式是麻醉后在孙某左脸靠近嘴角的部位划开一道口，拔除顶出的线，并在在左右面和嘴角各打了一针“软化针”。事后孙某得到一瓶生理盐水，用于居家的消*清洗。
一周后，有线头顶出皮肤再次出现，更为严重的疼痛甚至影响了正常的进食和说话。孙某迎来了第三次动刀，脸上又被划开两个口子，拔掉两根线。
对此，许某口头承认手术失败，但欺骗孙某说这是正常反应，并称两个月以后蛋白线会被吸收掉就不会有事了。
而同样的问题和处理方式此后反复发生了三次，孙某医院做修复手术。但因许某一直不肯说到底在她的脸上埋了多少线，就连全国整医院都拒绝为她进行修复手术。
最终，孙某将许某告上了法庭，法庭披露的事实情况是：被告根本没有医师资格，不允许施行麻醉、手术等行医行为，这家医美机构不具备从事医疗美容服务的资格，被告为原告实施线雕手术使用的所谓的“蛋白线”是未经国家批准的、来源不明的药品，被告为原告注射的“麻醉针”、及“软化针”也是未经国家批准的来源不明的药品。
更直接的例子在网络上以自我曝光的形式出现。
春节期间，95后演员高溜将自己整形失败、焦炭似的鼻子照片发到网上，希望能“警醒要去整容的女孩们”。朋友介绍无资质的美容院不仅未给她带来理想中高挺秀气的鼻子，还让她至今仍在手术失败的阴影中不断寻找修复办法和赔偿可能。在那之后，她同时经历了一场网暴，虚拟空间里各式各样的情绪、评论和谩骂却只砸向了当初只想“动一动鼻子”的她。
本文不代表《财经》观点，转载已获授权。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