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间谍鲁特·维尔纳在庐山
一
中国论文
鲁特?维尔纳，1907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原名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她的父亲罗伯特?库钦斯基，是20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著名的统计学家，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披露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她的母亲是英国人，画家。她的哥哥于尔根?库钦斯基，是德国20世纪文化界一位罕见的奇才，经济史学大师、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四十卷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十卷本《社会学史研究》和五卷本《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他们兄妹一共六人，五个是共产*员，大哥于尔根在六兄妹中最受尊敬，其次便是大姐乌尔苏拉，即鲁特?维尔纳。
鲁特?维尔纳，1930年随同丈夫鲁道尔夫?汉布尔格来到上海，她丈夫是英租界的市*建设工程师。她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结识了鲁迅先生，此后陆续结识了宋庆龄、丁玲、翻译家董秋斯夫妇、学者陈翰笙夫妇等。经史沫特莱介绍，她还结识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国际情报员――有“红色间谍王”之称的理查德?佐尔格，并成了他情报小组的成员。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就是理查德?佐尔格小组的固定活动地点之一。鲁特?维尔纳作为佐尔格的合作者和苏联红*总参谋部情报局派到中国的报务员，分别在上海、沈阳、北京工作了五年，经历了东北共产*初期的抗日斗争和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的危难时期。1935年以后，她又受苏*情报局委派，先后去波兰、瑞士、英国等国从事情报工作。
鲁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日记里，记载了他与一位德国妇女“汉堡嘉夫人”的交往，这位“汉堡嘉夫人”曾经帮助鲁迅先生搜集出版了珂罗惠支版画。鲁迅先生将其名字译成“汉堡嘉”，现在通常译为“汉布尔格”，而这位“汉布尔格夫人”就是鲁特?维尔纳。20世纪50年代以后，她成了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此后她便以笔名“鲁特?维尔纳”名扬世界。
鲁特?维尔纳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9岁加入德国共产*。1930年她23岁时，丈夫来上海应聘英租界市*建设工程师，她一同前往。初来上海，由于丈夫有体面的职业，她经常被邀请参加欧美人士举办的社交活动。但没过多久，她便厌烦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她看到女人们既不像男人那样从事正当的工作，也不待在家里做家务，一切家务全都由仆人、厨子和苦力承担，她们自己天天泡在娱乐场所和私家花园里。在她看来，这简直是一些“享乐动物”。来上海不久，一个朋友介绍她认识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又通过她认识了理查德?佐尔格，从此在中国开始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鲁特?维尔纳来华第二年，即1931年，遇上“九一八”事变，次年初又逢上海“一?二八”事变。1933年3月，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权，此后不但中德两国“国无宁日”，全世界都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年轻的鲁特?维尔纳战争期间没有再回到德国，她的父母兄妹全都流亡到英国，她自己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在逆境中搏斗的生活。正如她所说的，她要与中国共产*人一道，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
1933年，佐尔格奉调返回莫斯科，后来被派往日本，1944年11月在东京被杀害。鲁特?维尔纳也奉调去莫斯科，接受情报训练。后于1934年夏天被派往沈阳，一方面搜集日本人在华活动情报，另一方面协助东北抗日组织从事地下斗争。她去莫斯科苏联红*情报局报到时，接待她的苏联*官都称呼她“索尼娅”，开始她很纳闷，后来慢慢从他们的谈话里才弄明白，原来是理查德?佐尔格为她取了这个职业假名。
离开中国沈阳后，鲁特?维尔纳先后被派往波兰、瑞士，继续从事情报工作。鲁特?维尔纳在瑞士工作了两年多，1940年底离开，途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1941年初才经由海路抵达利物浦。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最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了苏联，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鲁特?维尔纳就这样在她的事业上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成了20世纪最成功的顶级情报员。
鲁特?维尔纳曾骄傲地说过，她在二十年艰苦而复杂的地下斗争中，不论在东方的中国，还是在欧洲的波兰、瑞士、英国，她的电台一次也没有被敌人发现。她总是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坦然而大胆地工作，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会，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她的工作和使命。作为一位德国共产*人，她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两次荣获苏联红*颁发的“红旗勋章”。
二
鲁特?维尔纳这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早在1932年来过庐山避暑，并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星期。
下面这篇日记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更真实的鲁特?维尔纳。
在我写给家里的信中从未提到，有时我也有烦恼。母亲有六个孩子，她有足够多的问题去面对，我再也没有理由向她倾诉我心里的忧愁。我在牯岭逗留的最后两周，是在压抑的情绪中度过的。在好长时间之前，有两个欧洲同志被捕了，他们是来自瑞士的诺伦斯―吕格夫妇。我并不认识他们本人，可我们大家都关心他们的遭遇，他们被中国法院判处了死刑。《佐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中提到，佐尔格筹措了一笔钱，把他的死刑改成终身监禁。
诺伦斯夫妇有个五岁的儿子，他父母被逮捕之后，艾格尼斯给他买了一大堆礼物，我认为像个王子一样娇惯他是不对的，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现在的问题是，我要不要收容这孩子。我很愿意这样做，我设法给他母亲的温暖，米沙也会有一个大哥哥，但是理查德?佐尔格不同意。他认为收容这孩子我就得放弃自己的地下工作，这也是我不愿意的。
我们在牯岭听说，诺伦斯―吕格夫妇绝食了。这天当我们坐下来吃中午饭时，艾格尼斯突然说，她吃不下饭。我当时可能颇为冷漠地回答说，她这样做是帮助不了诺伦斯的。艾格尼斯站起来，离开桌子而去。下午我一人出去散步，当我回来时，我发现她给我留下的一封信，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再滞留下去，要返回上海。说我过多地考虑个人的幸福，考虑我的家庭生活，私事在我头脑里扮演着过分重要的角色，说我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 我坐在这封信面前，无法领会它的内容。这两件事情是我无法理解的。艾格尼斯熟悉我，她应该知道，只要有机会能搭救两位被逮捕的同志，我是愿意冒任何风险的。事实也证明，她的遭遇同样也可能是我的遭遇。
我是否一定要对艾格尼斯说，我常常想到是这个五岁男孩的母亲？我是否一定要表达出我的感情，来向艾格尼斯证明？
“令我惊讶的是，如此密切的友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裂痕呢？我绞尽脑汁设法弄明白，艾格尼斯是怎么对我产生这种印象的。也许在某些地方她是对的？我在享受着生活，对日常的事物表现了不寻常的兴趣。也许我把它们看得太重要了？我喜欢我儿子的每一次呼吸，并且下定决心多要几个孩子，尽管我认为我的婚姻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
有一次，艾格尼斯伤感地说：‘我把自己的孩子都献给了革命斗争。’
诚然，我履行了对自己的孩子米沙应尽的义务，不会像对待艾格尼斯进监狱那样心平气和，但是，难道我会因此而出卖什么吗？
被捕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一直是很现实的。我在有意识地锻炼身体，以增强自己的抵抗能力。我不吸烟，不喝咖啡和酒，免得一旦被捕时，还要戒除这些嗜好。
我们的友谊突然出现这样裂痕，对于我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们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对于艾格尼斯也是如此。后来，我们在上海偶尔见了一面，艾格尼斯当然也还到我们家里来，但已经不再是老关系了。我感觉到艾格尼斯没有改变她在牯岭对我形成的看法，像以往那样，她毫不妥协地按照自己的看法行动。
现在与理查德?佐尔格的谈话，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我很高兴自己在与其共事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有些话要对他说。有一次我提起与艾格尼斯的疏远。理查德?佐尔格似乎把这视为女人之间的争执，他无意介入，但这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假如理查德?佐尔格也失去了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凡是我所尊敬的人，都很容易撼动我的自我意识。
我和伊萨继续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在资产阶级的客人当中，我们最喜欢弗里茨?库克老师，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理解中国人民。1933年后，库克成了头一批纳粹*人。这事发生在他的身上，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很难理解的。他见过许多世面，读过许多书，与上海普通的欧洲人相比，他的视野宽阔得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爱着一个已与别人订婚的中国姑娘。
在避暑期间，庐山秀美的风光，并没有使她完全沉浸在迷人的美景中，而是不断地思考自己的革命工作，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在庐山，她加强锻炼，强壮自己的身体，为的是在那些险恶的环境下，万一被捕，自己有强壮的身体应付可能出现的困难的局面。